中国历史，源远流长。西周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。从春秋战国混战，商鞅辅政变法、秦始皇统一天下，到1911年辛亥革命——在这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中，先后涌现出夏、商、周、秦汉、新、晋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十三个大王朝。当年，秦始皇一手创立秦帝国，自号“皇帝”，欲使秦传之万世无穷。的确，每一个君王皆希望自己亲手缔造的大帝国永世昌盛，亦为此耗尽心血。古人说：“不以规矩，不成方圆”。构建一个庞大的封建体系，国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而操控国法的人——一国之君，乃船之船长，发号施令。其用道之策，亦为千年热题。

中国思想最蓬勃的时期，要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。各国长期撕杀，使得众多有志之士自研学说，奔走他乡，欲助国君宏图大业。于是，一批思想学说如雨后春笋齐发，张现出活跃的生命力。以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为主，辅之名家、阴阳家、纵横家、农家……各立学着说，形成一派，到处教学游说。往后的中华大地，无一不汲取这些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学术精华。

而治国之道，主要是儒、法、道三家并驱。法家主张法治，严刑督国，反对礼治；道家以“清静无为”为主题，提倡“小国寡民，老死不相往来”的小康生活；儒家则以“仁爱”为本，主张礼治安邦。三家各有一番说理，常常此起彼伏于君权手中。

纵观中国历史长河，多数君王是儒表法里。在过渡中，三家应时而生，道所不同。其融合之度，常有惊人巧合。

以汉朝说例。西汉自经吴楚七国之乱，社会动荡不安。文帝、景帝奉循黄老学说，休养生息，轻徭薄役，使社会基础大大增加，国力雄厚。这三十多年的“文景之治”，很大程度上为后来汉武帝南征北伐、扩充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公元前140年（建元），刘彻登基，成为千古一帝汉武帝。执政初期，迫于霍太后掌权、好黄老学说，汉武帝未敢重用儒生。等到霍太后去世，汉武帝立改治国之道，采纳董仲舒的《天人三策》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争讨匈奴、开辟西域。汉武帝孜孜不倦，开创了又一个盛世。然而穷兵黩武，造成国库消耗大，民负增重。到了宣帝时期，汉宣帝以法治国，以史为鉴，再度出现“昭宣中兴”。这也是西汉繁盛的尾声。

一个王朝，是历史的缩影。法、道、儒三家相生相克，相辅相成。法家，乃强国之道。昔管仲以法治国，使齐国成为大国，齐恒公一跃霸主之位。诸葛亮严刑厉法，使蜀汉生生不息。法家之治，可以使一个小国迅速爆发成超级大国，所向无敌，一统江山。但等到国家一定，多年的战争侵蚀社会底层，民不聊生。反之，黄老学说亦应运而生。道家，乃养国之道。西汉初年，萧规曹随，百姓安居乐业。道家之治，在于不扰民，任由社会自然恢复发展，韬光养晦。可当财富积累过多，也会引起一系列问题。于是，又该儒家上手了。儒家，乃固国之道。历代君王，终要以孔孟学说来教化百姓，规范礼乐制度。经过一代代传承发扬，儒学已形成一个庞大体系，是取之无尽的宝库。它与时俱进，永远都有自己独到的一套治国方法，贯穿着“天人合一”的基本思想，对巩固封建统治起了稳定作用。儒家之治，归于升华凝聚国民思想，营建和谐的环境，促进国家繁荣。

《易经》云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治国之法，如同治水，既不可拘泥于掌故，亦不可妄意轻信人言。百王之变法，日日为信，身为一国之君，应动善时，根据不同情况施以不同政策。调整国法，主心在天子一人之手。上行下效，正所谓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。回顾历史，中国也曾有书呆子君主，一味托古改制，没有因时做事。其中，最着名的要数新朝皇帝王莽了。他率领一帮儒生，按《周礼》将国法改得一塌糊涂，使社稷毁于一旦。

中国封建王朝君主之用道可谓变化无穷。然万变不离其宗，治国之道皆为巩固王权，稳定江山社稷。其用道之精髓，留给后人丰富宝贵的纸质、精神财富，引领我们不断探索思考，发寻更好的治国学术。